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的时候，我已上了中学，“人民公社”的牌子被取了下来，换成了“镇政府”的牌子。各村子也不叫生产大队了，生产队也改成了“村民小组”。但村民们对自己的称呼还一时改不过来，以后很多年了还有人将“村民”称呼为“社员”。
刚实行土地承包制的时候，看惯了队长脸色干活的人们虽然有了扬眉吐气的自由感，但心里又不踏实起来，对需要自己拿主意的事情，往往东张西顾，犹疑不定，显得很不习惯。特别是麦子开始贯浆之后，他们隔三差五地往麦地跑，不停地对比着自己家麦子与别人家麦子的长势，评判着田地里各家麦子的优劣，测算它们今年的收成。等到田地里的麦子开始泛黄的时候，他们几乎每天都往麦地里跑，站在地头剥开麦穗察看麦粒的成色，估算着麦子成熟的日期。那时候父亲下班以后也是不停地往麦地里跑，察看自己家的麦子。等到别人的麦地里有人开始开镰以后，父亲沉不住气了，他叫来了几个麦客，开始割我们家的麦子。每到麦子成熟的时节，往往也是暴雨突发阴雨绵绵的季节，人们为了龙口夺食，往往雇一些短工割麦子。天水、平凉和我们附近地区的农民来关中川道上割麦子，已经形成了久远的历史传统。父亲说他们小时候，每到麦熟的时候爷爷会叫来几位麦客在地里割麦，爷爷会带着他和我的姑姑们赶着牛车，将他们割倒遍布麦地中间的麦捆运到打麦场里。由于麦客们很是吃苦勤劳，他们需赶着牛车一刻不停，不分昼夜地将倒卧在麦地里的麦捆运回去。自从通了铁路以后，铁路附近的麦客都会在麦子即将成熟的时候趴着火车来到关中平原。他们首先来到潼关，从关中平原的东部边割麦边往回走。等到金黄的麦子成熟的时候，整个关中平原上到处都是他们成群结队的戴着草帽，背着干粮袋和挎着镰刀的身影。由于铁路的便捷，相反附近的交通不便的麦客就来得很少了。
实行人民公社以后，夏收的时候都要社员们自己动手，这自然延长了夏收的时间，增加了麦子在突然而至的暴雨浇淋下的损失。人们也常常吃到生产队里分给大家的发了芽的麦子，磨的面青黑发粘发甜。
土地承包的那一年麦熟时节，麦客们又蜂拥而至，父亲叫来几位麦客收割了我们家那块大的责任田，在算账时，那位年龄比较大的麦客在我家的责任田里走了一圈，用脚步丈量了一下他收割后的麦地，结果他测算出的面积比我们家那块地的实际面积多了很多。父亲向他说出了实际面积，他不相信，父亲说有土地本可以让他看，他说：“谁家没有那个本本，我家也有哩。我就是不相信那个。”
面对他自信的神情，父亲没有与他争吵。他指着几个前来叫他们去割麦的邻居，对那个领头的麦客说：“天气很忙，他们叫你们去割麦，你们先去给他们割麦。我不影响你的生意，你也别影响我家的活。等你啥时候算明白了，你来跟我要钱，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你们。”说完，父亲忙着将地里的麦捆装上架子车让我们拉回去，那个年老的麦客默不做声地蹲在了地头，抽起烟来。
一支烟抽完，他站起来对我父亲说：“掌柜的，那多算的我们就不要了，但你得另外给我们每人一包烟钱。”父亲想都没想爽快地答应了。
随后的几天，又发生了好多起麦客向他所雇的主家多算出割麦面积的事，最后都协商着妥善地解决了，但都是主家多付出了比实际面积多一些的钱。随后的几年，每到麦子金黄成熟的时候，麦客们总是如约而至地帮助人们收割，慢慢地，我明白了我们关中平原上的人们与麦客们和谐共处的关系。麦客们都是来自于偏远贫困的地区，人们很同情他们，他们又很能吃苦耐劳，因而很受人们看重。虽然他们常常多算账，那是因为他们出门在外怕受欺负的原因，人们很是谅解。
在麦客们忍受着炎炎烈日辛勤地为主家们割麦的时候，主家们都要在如此繁忙的时节不忘在家里留一个人，拿出上等的白面施展精湛的手艺，为他们做自己拿手的好饭菜。他们总是用扁担将精心做好的饭菜挑到自家的地里，让麦客们边敞开肚子大吃边向地里忙碌着的人们做着展示。麦客们在家里大多吃的都是粗粮，很少吃到细米白面，那些飘满了油花的芳香的饭菜总使他们在劳累的割麦之后胃口大开。他们一碗一碗不停地吃着，主人在旁边一边为他们盛饭一边细数着他们每人所吃的碗数，他们吃得越多，主人越是高兴，看看他们能否打破别人家麦客吃饭时所创造的记录。吃完饭后主人家还会不停地叮嘱麦客们在树阴下躺着多休息一会儿，不要急于干活。那些吃得很多的麦客常常让主人家提起和怀念，每当过了多年说起他们，他都会非常地自豪。
遇到下雨的时候，家里有空余屋子的主人家还会把干完了活的麦客留在自己家里，供他们吃住。当然所吃的饭不如他们在地里割麦子时所吃的饭那么好，就是每天主人家自己所吃的饭食，他们决不会让麦客吃不如自己的饭食。不管雨下得多长，只要麦客们不提出来，他们决不会将他们撵走。他们一起吃，下雨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坐在一起聊天，以化解心中对雨天的忧愁。那些等待天晴后割麦子的人家，家里有空房子的，也会把麦客接到自己家里。于是在雨下得比较长一些的时候，麦客们会在几个不同人家吃住。那些供麦客在自己家里吃住的人，也感到很自豪，那些在一户人家住了一些天之后，还没有别的人家来请，或是在收割麦子的后期，麦客们看着依然连绵不停的雨水，盘算着天晴后该自己家割麦子时，就会向主人家提出告辞，或是向别的地方去碰碰运气，或是准备回家。主人家会让他们带上一些干粮，尽管早已给了他们工钱，富裕些的人家还会额外地给他们一些回家的盘缠。
对于那些下雨天流落在外面的麦客，他们常常躲在街上店铺的屋檐下，当人们看到他们用随身所带的洋瓷碗接着从屋檐下流下的清亮亮的雨水，解开挎在身上的干粮袋，从里面抓出一把炒面放在碗里搅和着喝下去充饥时，人们常常会流下同情的辛酸的泪水。他们会为他们送来饭食和干粮，家里地方宽敞的还会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去住.但即使流落街头，麦客们也不会随便去村民家打扰,更别说骚扰滋事了。
慢慢地随着收割机越来越多，麦客们也来得越来越少了。那些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跟随着父辈们出来闯荡的时候，已不像他们父辈们那样能吃苦，他们同样害怕炎炎的烈日，常常躲在地头的树阴里叫苦不迭。
后来，那些年轻的后生们都不再来了。听说他们去了遥远的南方去打工，过着他们心中向往已久的城市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