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明末大思想家，在明清鼎革之际，念念不忘旧朝，集合志士，起兵抗清。后组织“世忠营”结寨自固。复追随南明鲁王，任左副都御史。失败后，隐居著书，对清廷荐官力辞不就，坚决不出仕。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他的父亲黄尊素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被押送京城，后来，受酷刑而死。在他的父亲被送走之前，父亲命他拜著名学者刘宗周为师，并嘱咐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
就这样，父亲的教训对他后来的求学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当时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
黄宗羲的祖父为使黄宗羲牢记国恨家仇，还在他进出的门口处写上“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来激励他。
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并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其事迹更是轰动海内外。
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
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疑系“林”字--笔者按）之绪”（《清史稿》480卷）。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
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廷屡次诏征，皆辞免。
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
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
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
曾参加抗清活动，参与对阉党斗争，并成为“复社”领导人之一，与“几社”、“应社”等士人往来，南明弘光年间，阮大铖搜捕复社人士，指为东林党余孽，黄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狱。弘光朝覆灭，乃逃回家乡。
清兵南下时，曾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明亡，屡拒清廷征召，隐居著述讲学。
康熙帝曾接连两次征召黄宗羲赴京任傅学鸿儒，均遭黄拒绝。
康熙下令地方官员尽录黄宗羲的著作。康熙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黄宗羲，曾邀黄赴京主持史局。
黄宗羲和他的兄弟黄宗炎、黄宗会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有“浙东三黄”之谓。后代中的黄百家亦是清代著名学者。
作为一代大儒，在血雨腥风的清初，黄宗羲积极抗清，在文字狱的泣血风云中，编写了《明儒学案》，被后世所尊崇，黄宗羲晚年之作《怪说》中自述：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矣！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后挥师南下，很快就占领杭州，接着向浙东地区推进。由于清廷强令汉人剃发，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官僚士大夫也奋不顾身，举义抗清。
闰六月九日，原明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和吏科给事中熊汝霖首先在余姚举义，响应的民众有数千人。次日绍兴诸生郑遵谦杀了清朝招抚使，在绍兴举兵抗清。
十一日，原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在宁波聚众响应，定海总兵王之仁拥兵响应钱肃乐。
二十七日，各路义军从台州迎接鲁王朱以海到绍兴，打起“监国”旗号。从而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浙东抗清斗争。
孙、熊起兵后，黄宗羲即与弟宗炎、宗会毁家纾难，集合家乡黄竹浦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义军，参加监国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时人称之为“世忠营”。
顺治三年二月，鲁王任命黄宗羲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在孙嘉绩等人推荐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
鲁王政权建立之初，虽曾北渡钱塘江，打败过清军，但军权掌握在“悍帅”王之仁、方国安手中，他们不图进取而求保实力，提出了所谓“划地分饷”的分裂方案。
同时，又与南方的隆武政权争夺正统，“竟成水火”。宗羲致书王之仁，力陈保守策略的危险，而主张进攻。
他写道：诸公何不沉舟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而日于江上放船鸣鼓、攻其有备，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北兵即不发一矢，一年之后恐不能支，何守之为！
当时行朝诸臣，虽然同意黄宗羲的西进北上战略，却不能付诸实施。只有熊汝霖曾率军西行，攻下海盐，但终因军力单薄而无力推进。
五月，孙嘉绩以所属“火攻营”部交宗羲指挥，宗羲即联合王正中、查继佐两支义军西行渡海，驻扎潭山。
浙西抗清军首领陈潜夫（原明太仆寺卿）、朱大定（尚宝司卿）、吴乃武（兵部主事）等率军前往会师，接受宗羲约束。
他们计划由海宁出发攻取海盐，进入太湖地区，北联吴中义师，颇有“吞吴楚之气”。义师前锋直抵乍浦镇，宗羲又与城内义士孙奭约定，以求里应外合，攻下乍浦。但这时清军主力相距不远，王正中部一战失利，义师兵力微弱，无法推进。
五月底，钱塘江水位下降，清军趁义师主将恃险无备策马过江，义军大溃。六月初一，清军占领绍兴，方国安劫持鲁王出逃。
途中，鲁王乘隙脱逃，而方国安则和马士英、阮大铖一起投降了清军。这便是浙东抗清史上的“浙河兵溃”，或称“江上兵溃”事件。
六月十日，黄宗羲率残部五百余人进入四明山，驻军杖锡寺，意在结寨固守，坚持武装抗清。不久，因部将不听节制，激起民变，四明山寨被山民烧毁。
宗羲被迫潜居家乡，伺机再起。清廷屡次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黄宗羲。他只得奉母携儿，暂避化安山中，结庐而居。
鲁王逃出后，在张名振、郑彩等人卫护下，至舟山、入福建，重立监国旗号，辗转于闽浙沿海，曾一度收复福建沿海三府一州二十七县，但内部矛盾重重，臣僚相互倾轧，致使得地复失，居无常所。
顺治六年七月，鲁王由闽入浙，驻扎健跳所（今属浙江临海）海面。黄宗羲闻讯，当即离家赴营，投奔行朝。鲁王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
黄宗羲为有所振作，曾极力推荐四明山区抗清名将王翊，建议委以重任，“优其爵，使之总领诸营，以扞海上”，却受到定西侯张名振所阻。
当时，行朝君臣漂泊海上，处境艰难，黄宗羲在《行朝录-鲁纪年下》中记载：上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两年耳。……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桔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一派狼狈景象，跃然笔端。所以，有人嘲笑他们是“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而黄宗羲虽然名列大臣，却无实权。
于是，每日与“礼部尚书”吴钟峦在舟中读书讲学，空余时就注解《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等书。八月，宗羲闻清廷将“录其家口”，急得“陈情监国，得请变姓名，间行以归”。十月，鲁王由健跳移驻滃州（今舟山），又召宗羲回行朝任职。
顺治六年冬，鲁王任命澄波将军阮美出使日本，请求派兵支援。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和左副都御史黄宗羲监军同行。他们渡海抵达日本长崎岛和萨师玛岛。但乞师未成，失望而归。不久，黄宗羲离开行朝，隐居家乡避难，但与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装仍秘密往来。
顺治七年，清军加紧镇压浙东抗清斗争，黄宗羲和四明山抗清首领冯京第、王翊同被列名悬赏通缉。宗羲并未退缩，仍然暗藏鲁王密信，试图与浙西义师联络。七月，清军分两路围攻大兰山，捕杀了冯京第、王翊。宗羲之弟宗炎也被捕，将处死刑。宗羲秘密潜往宁波，与好友万泰、高斗魁等设计，从狱中救出了宗炎。
顺治八年秋，黄宗羲获悉清军将攻舟山，即秘密派人入海报警。九月，清军攻下舟山，行朝大臣张肯堂、吴钟峦、朱永佑等英勇牺牲。鲁王南逃，依附郑成功的永历政权。顺治十年，鲁王势孤力单，被迫取消监国称号，浙东抗清斗争宣告彻底失败。
顺治十一年，投奔永历政权的张名振派遣密使，想与黄宗羲等人联络，途中被清兵截获。清廷再次下令缉捕黄宗羲。
这时，黄宗炎复聚冯京第旧部，在慈溪义士沈尔绪支持下抗清。顺治十三年，沈被告发，清廷以黄宗羲为主谋，即悬榜缉拿黄宗羲、宗炎。宗炎再次被捕，遇救得免。宗羲东奔西走，带着全家到处避难。
在几年颠沛流离生活中，黄宗羲一家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句。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感到恢复事业已经无望，于是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半生致力于讲学、着述事业。
黄宗羲传奇的半生抗清经历，以及革命性的学术思想，都足以为从许由、善卷到伯夷、叔齐，到春秋战国老庄、鲁仲连，再到东汉严光、魏晋阮籍、嵇康，晋宋陶渊明，明末李贽的中国古代隐逸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并不是说他之后就再也没有隐士，而是说再也没有比他更大的隐士了。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南下，弘光政权崩溃。然而就在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他高扬民族气节，投身于武装抗清的斗争，并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达数年之久。抗清失败后，黄宗羲以清醒的头脑对国家兴亡、历史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
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当时的宦官和权贵，这些优秀的品质使他成为东林子弟中的著名领袖。他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
在这之前，他父亲的去世给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其父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名士，为人沉毅正直。
黄宗羲在八岁的时候，随父在任所读书。而在当时，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残害忠良，政治不堪。
东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杨连(湖广应山人)等常到黄家议论朝政，评论国家政治上的人物。黄宗羲侍立在旁，对朝政黑暗情况、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了然于怀。
因此在他小时候就对国家的一些政治情况比较了解，这也为他后来的隐居生活做了铺垫。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此铮铮铁骨之言出自黄宗羲。在抗清斗争失败后，黄宗羲于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返乡闭门，从事读书著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课徒授业，著述以终，至死不仕清廷，从而成为了一代隐士。
黄宗羲是一位立足于现实而又跨入未来的伟大思想家。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他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他多才博学，著作很多，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在这部作品里，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也正是由于此，此书后来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黄宗羲在史学上的成就很大。所著的《明儒学案》打开了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他一生长期坚持自然科学研究，撰写了二十余部科技类著作，在天文、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
因此，他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起步甚早，编纂了《四明山志》，顺治十七年撰成《匡庐游录》，康熙三年写成《今水经》。
黄宗羲积极变革的主张，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狠很的揭露与批判，他所倡导的学术“经世”的观点，给当时政治、经济和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也由此成为当时进步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倡导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的科学研究方法，与顾炎武同开一代新学风。
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思想和学术。
因此，《旷世大儒》并未用过多的笔墨去演绎黄氏“传奇”，而是将目光聚焦在黄氏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上。
为此，有人将他与孙奇逢、李颐合称为“清初三大儒”；也有人把他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并誉为“清初四大家”；更有人将他同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相提并论，赞为十七世纪升起在东西方的光芒四射的明星。
在黄宗羲的科技思想中，他主张“推物理之自然”，从自然本身去寻找物理，反对祥异神化的学说，这些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无神论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抗清斗争失败后，黄宗羲于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清康熙二十七年(l688年)冬，先生79年岁时，就在此自觅墓地，营建了极其简朴的生圹，并作诗留存：“空谷登登相杵频，野狐蛇鼠不相亲。应知难免高人笑，苦恋生身与死身。”全诗形象生动，仿佛听到了当年筑墓时彼此交响的舂杵声。
黄宗羲还作《梨洲末命》《葬制或问》篇告诫儿孙，他死后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殓，“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一概不用”。
他又引现世之例吟诗明志：“闻说始宁有赵君，不将棺木自缠身。人间亦有奇于我，比例无烦及古人。”
进一步阐明“不棺而葬”，不仅古已有之，今人也有先我而行的。其用意是痛心疾首，明亡于清，“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黄宗羲神道碑文)。
他还嘱托后人，墓前拜坛下小田可“分作三池种荷花”“能于坟上植梅五株”就非常感谢了。若“再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勉励后生以先贤的高风亮节、著述传文，作自生的楷模。
临终前，黄宗羲又再次作诗示季子百家:“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先生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从俭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
他长逝后，儿孙遵照遗嘱办理葬事，并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肖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他死后就葬在余姚城东南10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古时候这一带三面青山环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景色宜人。
正如其诗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目浸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