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戏园子漫谈
昔日的老戏园子与今日之剧场大不相同。老戏园子一般在临街，门前竖有一个木制单门牌坊，坊额题写园名，顶部有脊形小屋搪，以防日晒雨淋。
戏园子内的戏台为正方形，砖木结构，台子四角有木柱，台前两根柱子分别挂有对联，戏台正面有雕刻精致的护栏，护栏顶端装有木刻莲花或小狮子作为点缀，在戏台顶部装有垂花倒栏杆，与下面的栏杆相对称。
观众座位是长桌长板凳。戏台三面都有座位，三面都有看楼。楼下正面座位与戏台垂直摆放，听戏的人面对面坐着品茗听戏，想看戏得侧身扭头。戏台两侧的座位是斜着摆放，与戏台成锐角形，观众也是面对面，看戏需侧身扭头。
从此也可看出当时叫茶园、茶楼是有原因的，是以品茗为主，看戏为辅。过去一般说“听戏”，而很少说“看戏”。
楼上的座位三面都是正对戏台的，因为地方窄。座位区域各有名称，楼下正面叫“池座”，楼下戏台两侧叫“两厢”，两厢后面靠墙处备有高木凳，叫“大墙”；楼上称“楼座”，前面为”包厢”，楼上戏台后两侧叫“后楼”。
在后楼看戏只能看到背影．所以后楼不收费．往往是内部人员亲友看戏之处。昔日老戏园子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戏台对面楼下后边中间设有“弹压席”。弹压席设有一张长方桌子，桌子上立有一个牌子，上面写有“弹压席”三字。桌子上还有一个小木架，上插令箭。
这是为维持园中治安而设置的，开戏后士兵全副武装入座，园方奉上茶点，逢年过节还送红包，以求官方多多照应。
旧戏园子这种格局到民国时期才逐渐打破，广和楼一直沿续到20年代。
清代至民国初期戏园子大门外都贴有海报，但不是每日都换。海报只写某戏班、某演员演出，上写“吉祥新戏，风雨无阻”，没有具体剧目，每天上演的剧目全凭道具。
每天将戏中代表性道具摆在戏园子大门外，戏迷一看便知道当天主要戏码了。每日的戏单开始是木刻印在黄纸上，收费很低，后来改为石刻印在粉红纸上。铅印是20年代后的事了。
清代戏园子演出时间很长，长达10-12个小时，不演夜戏。“茶资”多少不是以戏论价，而是按座位论份。
除供应茶水外，还有另付费的小吃(黑白瓜子、盐炒小花生等)装在小盘子内。不过当时不收费，到压轴戏(倒二出)开演前后才收费。“扔热手巾把”是北京老戏园子一大特色，也是绝活儿。
跑堂的将热手巾从空中抛向观众，扔的一刹那口中喊：“手巾把来喽！”扔得十分准确，随时收取小费，多少随便，从不计较。
清代京师内城禁止卖戏，因此戏园子都在外城。清朝中叶又禁止妇女到戏园子听戏。
戏园集锦
从中国戏曲发展历史来看，到清代初期，称为“雅部”的昆曲开始衰落，而称为“花部”的各地方剧种蓬勃兴起。因剧种增多、剧团增多，观众范围也扩大了，剧场也随之增多。清初许多私人宴集之所开始对外营业，称为“茶园”、“酒园”或“戏馆”。
清同治、光绪年间随着京剧的兴盛，北京戏园数量也在大大增加，约有4O座。民国期间有增有减，由于材料有限而且零乱，难以盖全，现汇集于下：
广和楼--位于繁华的前门外肉市。原为明末大盐商查氏私人花园。清康熙年间就改为茶园对外营业，初名查家茶楼、查家楼，后改称广和查楼。
清末至民国初期是广和楼之黄金时代，喜连成、富连成科班长年在此演出，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潭富英、雷喜福等名角都在此登台献艺。
“白薯王”死后由其长子王善堂经营，日本占领北平时期，广和搂营业萧条，难以维持，便以922000元伪币卖给了日本翻译李文轩。
李文轩将广和楼拆毁，想重新修建，但未来得及重建日本便投降了，因此到解放时广和楼还是一片废墟。人民政府重新兴建了广和楼，改名为广和剧场。
阜成园--位于阜成门外桥头路西，是清代早期的茶园之一。咸丰末年内廷升平署加以改建，成为西城外有名的戏园，能容500多名观众，平时不接纳私人戏班，一切开支由管理精忠庙事务的衙门负责。
阜成园是升平署选拔艺人进宫当差的地方，当年许多京剧名家都在此演唱过，后来被赐为内廷“供奉”，每月都可领到一笔丰厚的银两。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阜成园被焚毁。
吉样园--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这里原为清政府赐给明末降将吴三桂的封地，后吴三桂反叛，此地变为八旗兵训马场。光绪年间辟为市场，因地处东安门外，因此称东安市场，其东北角为杂耍场。
19O6年内廷大公主府总管刘燮之出资在此建造了吉样园，首次冲破了清政府严禁内城卖戏的规定，轰动一时。当时众多京剧名角都争相在此献艺。
1919年东安市场发生了一次大火灾，吉祥戏院却安然无恙，可是救火人员将楼顶踩坏了，于是吉祥戏院也进行了重新翻修，戏台改为椭圆形，观众席改为单人座椅，新的吉祥戏院除上演京戏外，还加演电影，由于地处繁华的市场区，所以生意一直非常兴隆。
继吉样园之后，东安市场内又相继建立了中华园、东安援、丹桂园，其规模和影响远不如吉祥园，以曲艺和杂耍为主。
天乐园--位于前门外鲜鱼口内路南，建于光绪初年。原名为天乐园。民国时期由万子和、吴明泉等集资经营，称华乐园，后称华乐戏院。解放后改称大众剧场。
1900年庚子事件后，梆子演员田际云(艺名“响九宵”)创办的玉成班在此演出很长时间。1943年鲜鱼口一场大火使华乐戏院付之一炬，富连成科班行头也毁于大火，损失惨重。重建后的华乐戏院其现模已大不如昔日。解放后，人民政府进行了重修，改名为大众剧场。
中和园--位于前门外粮食街路西。本为永定门外花炮作坊薛家之祖产。清乾隆年间，徽班进京曾在此轮番演出。一代名伶谭鑫培就是在此园-举成名的。
19OO年被焚毁，后又重建。园主股东更换多次，1927年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总管梁华亭(又名德桂)购买了中和园，从此程砚秋经常在此演出。
后来程砚秋与梁华亭分裂，程砚秋退出了中和戏院。1935年后尚小云的重庆社和荣春社科班曾在此园演出很长时间。解放后重新修建，一度为尚剧团团部，后为北京京剧院演出场所。
开明戏院--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路南，建于1912年，由中日商人合资兴办。
这是一座新型戏院，为洋式二层楼，门脸为椭圆形，舞台台口为半圆形，介于西方镜框式舞台和中国传统正方形舞台之间，也可以说是中西结合，舞台使用了黑绒大幕。
建成后只演电影，后来加演文明戏(即话剧)。
2O年代后，京剧名角梅兰劳、杨小楼、余叔岩、孟小冬等经常在开明戏院演出，盛极一时。
4O年代初，评戏皇后白玉霜在此演出。解放后改名为民主剧场，以河北梆子演出和演电影为主。现改名为珠市口电影院。其建筑仍保持原有风貌。
第一舞台--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路北，建于1914年，是京剧名武生杨小楼、名旦姚佩秋与商人集资兴建的。叫第一舞台，当时的确名副其实。
概括起来可有5个第一：是第一个具有3层楼观众座的戏园子；是第一个实行环形折叠式排椅的戏园子；是第一个改方形舞台为椭圆形舞台的戏园子；是第一个没有台柱子的戏园子；是第一个采用大幕和实行人工旋转舞台的戏园子。
剧场建成后，众多名角争相在此登台献艺，许多义务戏也在此演出。可惜，1937年的一场大火，使第-舞台付之一炬。
长安大戏院--位于西单十字路口东南，原为清代一家扛房仓库，3O年代为商人杨守一购买。
1937年由杨守一的亲戚段正言(当时北京道德学会“坛主”)出资建造了长安大戏院。戏院为二层楼建筑，戏台台口为半圆形，灯光音响在当时是一流的。
由于地点适中，地处繁华商业区，内部格局新旧结合，适合京戏观众，所以营业一直兴旺。许多京剧名角都在此演出过。解放后名称一直未改，90年代修地铁出入口被拆迁。
1997年一座现代化新型长安大戏院在建国门内大街北侧落成。
天桥诸戏园--天桥是劳动人民活动场所，天桥市场形成于清末至民国初年，这里也是许多艺术家的摇篮。天桥早期的茶园有泰轩园，万胜轩，天乐园，开桂园，小桃园，小小戏园，小吉祥戏园等，规模小，设备简陋，以演曲艺，杂耍和评戏，梆子为主。有“天桥马连良”之称的梁益鸣，组织了天桥京剧班，长期在天乐戏园演出。
中山公园音乐堂--建于日本侵占北平时期（1943年），原为一座露天剧场，以演音乐为主，所以称音乐堂。在日伪时期，这里也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奴化教育的场所。
解放后，北京人民政府重新翻修，加了顶，成为半露天剧场，后来又修成封闭式剧场。这里位置好，环境优美，是一个综合性大型剧场。
皮影戏
皮影戏是北京的古老剧种，从金代传至今日，已有850多年的历史。清代中叶，皮影分成了东、西两大派，但在艺术上大同小异，只是流派不同。
西派是早年从兰州经涿州传人北京的，故称“涿州影戏”。其戏班多设于京都西城或外城西部，所上演的节目，从台词到唱腔，均系师傅口传心授，没有文学剧本。唱腔接近于弋腔，演唱时，演员不捏嗓，是自然发音。表演动作粗犷简单。在影人制作上是以牛皮精工细做的，尺寸较大，上彩而不涂油。
东派是早年由滦州或关外传人北京的，故称“滦州影戏”。因其影人是用驴皮制作的，故又称“驴皮影”。其戏班多设于北京东城或外城东部。所上演的剧目均有文学剧本可依，所以易于流传。演唱时，旦角多用捏嗓，发音细婉清脆，而且有它独特的唱腔。表演时所用的驴皮影人雕工较西派粗糙，尺寸也较小，但都涂上了桐油。
清初是皮影戏的鼎盛时期，由于当时的王公贵族对此的偏嗜，致使皮影戏逐渐兴盛起来，并流传于外地。滦州影戏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期间，竟然传布于四川、陕西、河南西部、山西南部、湖北荆襄、宁夏、热河、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北等地。到20世纪30年代，只存在东派--滦州影戏，西派--涿州影戏已日趋衰退。
清末民初时虽不及清初兴盛，但北京仍有二十多个影班，绝大多数是东派的班子，如：三义班、三乐班、永乐班、玉顺和班、同乐班、裕顺班、荣顺班、德胜班、毓秀班、鸿庆班、乐春班、庆民升班等。原来西派有祥顺班、福顺班、德顺班、西天合班、天富班、北永胜班、致胜和班、祥庆班、和成班、永和班、义顺班、双顺班、魁盛和班等。后来只剩西城毛家湾口上的和顺社一家。
皮影戏的题材相当广泛，剧目很多，一个本戏，平均能演二十八小时，如果每天演四小时，能演七天。
当年，民间办喜庆堂会如果要邀请影戏班也是极容易的事，既不必下帖，也不必面邀，只要找个中介人到“口子”上去约就行了。当时，西城西四牌楼丁字街有个西安市场茶馆就是这种专营堂会戏的“口子”。毛家湾和顺皮影戏班的艺人就在此“喝茶”，等主候客，专应喜庆堂会，有邀请者，剧目、酬资均可面议。
当年，每个影戏大体上都有自己“应活”(演出)的地域范围，这也和卖水的有“水道”，卖报的有“报道”，掏粪的有“粪道”一样，乃是多年以来自然形成的，影班所兜揽来的“活地儿”(演出地点)不会太远，方圆不出十里地。所以，应用的演出道具、乐器，一般都由伙计用“笼子”(“笼”字，读第三声“拢”音)挑了去，其形式有如民问香会的“笼子”，又有如经忏佛事上铺排所挑的圆笼。
京韵大鼓
清朝前期在内城八旗子弟中流传的则是另一种鼓书，名叫弦子书。只用三弦伴奏，自弹自唱。弦子书是满族的传统说唱形式。
初进北京以后，九门提督、巡城御史的城禁甚严，旗人和官员是不许去外城的书场戏院看戏听唱的，外城的木板大鼓也不许进入内城演出，但是在内城穿着官服顶戴、却可以自弹自唱弦子书、八角鼓。
清朝前期旗籍子弟曾自创自演一种词曲，通称子弟书。从形式上讲，子弟书是既包括“书”，即弦子书（也叫鼓词）；又包括“曲”，即八角鼓的唱词。
子弟书的东城调擅长说长篇大书，音乐上比较质朴粗犷。《宁武关》是东城调的名篇。八旗子弟自弹自唱自娱的子弟书，比较文雅细致。在茶馆里演唱东城调的艺人则分为亮家和念家（念家即盲艺人）。
姜兰田演唱的《连环计》，即属于东城调念家的作品。子弟书的西城调，也是说大书。如石玉昆自弹自唱的《包公案》等就很出名。但是西城调的子弟书在音乐上又有发展，以石玉昆为代表的鼓书艺人，又擅长唱抒情的诗篇和赋赞。他唱的音韵声腔引人入胜、雅俗共赏。子弟书《评昆论》中描述：“石玉昆演唱时，惊动公卿，流传市井，令听众：‘一句一夸一字一赞’众心同悦众口同音。”
由于石玉昆编唱的赋赞在音乐上有创造性，得到了听众的公认，具有了独立的品格，被曲家称为“石韵”。后来“石韵”被当做一个独立的曲牌运用于牌子曲和单弦中。
内城是旗人的聚居区，但城外还有八旗军人居住。文小槎就是火器营人。子弟书除了有东城调、西城调，后来又有了南城调。
此后，北京书场里风行唱一种音乐性、抒情性很强的大鼓的小段儿。这种形式和爱好，对后来京韵大鼓的发展趋势，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子弟书不但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歌诗”化了，还将许多戏曲作品也“歌诗”化了。这些可以作为各种曲艺演唱的“歌诗”，除了有些风花雪月游戏文学之外，有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甚至是时代重大事件的作品。如《长随叹》、《官衔叹》、《穷鬼自叹》等，二酉氏创作的《碧玉将军》，是子弟书中的名篇杰作。
他以雷霆之怒笔揭露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轰我城池、占我国土，清廷贵戚虽然挂帅出征，却贪生怕死遗误战机，不去作战反而花天酒地、借机搜括，括得的翡翠多若山积。因此被人们讥为“碧玉将军”。
到清朝后期，由于政局的变化，城区的城禁逐渐松弛，内外城的艺术交流加快。八旗子弟的经济地位日益下降，有些八旗子弟就由业余玩票而“下海”。
成了曲艺的职业演员。成批的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的子弟、票友参加到曲艺艺人行列中来，使职业艺人的数量和素质有所发展。
北京的大鼓艺术更吸收了京剧艺术的发展成果，京韵大鼓的形态逐渐形成。为了适应北京听众的需要和审美要求，大鼓书的语言的四声完全北京化。
在音乐上、表演上不断吸收营养，不断有新的创造发展。伴奏乐器除鼓板外增加了三弦。有的更增加了琵琶、二胡、四胡。弦师在发展唱腔、发展伴奏形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到清末民初，以刘宝全为代表的大鼓艺人，在大鼓音乐上有了突破性发展。除了二拍子的上下句“双板”外，增加了四拍子的“单板”。将“带戏”夹唱梆子、二簧，改为把戏曲声腔和表演身段与大鼓溶化为浑然一体的形式。
音乐上高低疾徐、上下自如，风格上威风潇洒、刚柔相济、雅俗共赏。这种面目一新的大鼓，就被公认为京韵大鼓了。
京韵大鼓在唱腔上大大拓展了音域，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伴奏音乐不但严密托腔保调，并大大增强了器乐的摹写力，珠联璧合，形成了京韵大鼓的高峰。
京剧堂会
办戏曲堂会必须要有戏台，还要有摆宴席的地方。清时，北京各大王府、大官僚家里有几处有固定的戏台。但有的家里没有戏台，如遇喜寿庆典，就请棚彩匠人临时搭台，也有的到有戏台的饭庄、会馆或者借有戏台人家的台。
北京的王府有几处有戏台，条件较好的有醇王府、恭王府、那王府、庆王府等。大官僚家中演戏条件最好的是晚清中堂那桐的宅第和东四二条崇礼宅。
有戏台的饭庄有什刹前海北岸会贤堂、地安门外大街庆和堂、金鱼胡同福寿堂、隆福寺福全馆、西单报子街聚贤堂、前门外取灯胡同同兴堂、北新桥石雀胡同增寿堂等。
经常举办戏曲堂会的有戏台的会馆有宣武门江西会馆、珠胡街中山会馆、后孙公园安徽会馆、前门外小江胡同山西阳平会馆、西单奉天会馆、广安门内山西洪洞会馆、西珠市口越中先贤同和全浙会馆与至今保存完好无损的前门外西河沿银号会馆正乙同，及虎坊桥路南的湖广会馆等。
那家花园戏台
民国初年，北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新官僚，他们自己的府邸没有戏台，遇有喜寿庆典又要把堂会办得体面，不愿到饭庄、会馆办事，所以常常向有戏台的前清中堂那桐家借戏台来举办堂会。但那家有个要求，必须在前排给他家里的人圈出听戏的专席来。一般办堂会只借戏楼，即“乐真堂”一个院子。排场大的就连花园，甚至东西两院也一起借过来。
那家戏台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金鱼胡同那家花园内。那家这所宅子东起金鱼胡同口，西至如今的台湾饭店的东墙，占地二十五亩二分九厘二毫。东院的“乐真堂”是戏台主体建筑，是座三卷木结构的瓦房，前廊后厦。
楼内是带台柱的方形戏台，上挂楣子，下设栏杆。观众席并不是大八仙桌和太师椅，而是摆放着成排的靠背椅子，戏台顶部配有汽灯、电灯。楼内顶部还装配着电扇等设备。像这样的戏台，在当时可称是最新式、演出条件最优越的。
民国六年(1917年)春，北洋军阀段祺瑞欢迎桂系军阀广西督军陆荣廷来北京，曾借用那家花园戏台演堂会戏。该次堂会半官半私。其规模盛大，几乎把京城梨园行名角全部聚齐。梅兰芳在前演唱新编古装戏，谭鑫培演《洪羊洞》。
演出前几天，谭鑫培正患感冒，军阀江朝宗差人约演，谭当即称病，婉言谢绝。说来事巧，在此之前，谭的孙子双儿因事被警方拘留，次日，警察局居然来人恐吓谭鑫培，说是如果不应这场堂会戏，就不能把他孙子放出来。
因此，谭只好抱病登场，因患感冒，精神状态极差，唱得凄惨苍凉，倒很合剧中人物身份和表情。谭鑫培四月八日唱完这场戏后，回到家里即病势加重，旋于五月十日上午八时病逝。此即当年梨园名角唱堂会戏的一段轶事。
天桥的剧场
提起北京的天桥，几乎无人不知，它在北京外城的南边(珠市口以南，永定门以北)。在元代，这里是一带美丽的水乡，天桥正值大道上。
明代嘉靖年前后(1522一1566年)，北方民族常侵犯北京，明代朝廷命令修建北京的外城，因为经济上的限制，所以外城只建在了内城的南边。为此也就把天桥附近的河泊都填平了。可是，一到下雨天这里又聚成水泊，为了方便行人，天桥也并未拆去。
到了1934年，天桥已被周围历年堆积的杂土、垃圾掩盖，桥栏杆再也无用而被拆去，年深日久，人们已经忘记这里曾经有桥了。
自元代起，天桥就有市集，许多文士墨客常来游玩。到了明代，商市更扩大，每到端午节，许多达官贵人到金鱼池一带练习骑射，休息时就在这里饮宴。到了清代，心里仍是闲游的场所，尤其清代时南城多会馆，所以游人来天桥的更多。
到了嘉庆十八年（1813年），再次把天桥的低地填平，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天桥一带不但有了较多的店铺，而且有了一些娱乐场所，如有说书的，玩杂耍的等等。
因为这里卖的都是便宜货，所以来此地的农民、贫民特别多，由此时起，天桥就成为较低级的城区，各种失意落魄的人物，往往也流落在这里。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曾经把火车站设在天桥，并通行了火车，这给天桥带来了繁荣。以后虽然火车由永定门外绕行东方而停在正阳门车站，但因永定门外也有车站，天桥正值两个车站之间，更加促进了天桥市面的繁茂。
进人民国以后，到1914年，才把天桥正式开为市场，其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很曲折的原因：
前门（正阳门）外原来有一个瓮城（在城门之外再套一个有门的半圆形的小城，其功能是屯兵，是防敌军进人主城，旧北京城门多有瓮城之设）。
瓮城中能避风（北京风沙极大），于是这里就成了一个临时的市集，十分热闹。
1900年义和团火烧大栅栏老德记药铺时，不但在正阳门外引起大火焚烧百姓住户及店铺无数，而且把正阳门城楼和瓮城内的市场也烧掉了。
宣统元年（1909年）瓮城两侧重修了许多正式的店铺，都安装了当时“摩登”的玻璃窗。民国二年（1913年）北京政府国务院计划在北京修造有轨电车，必须把瓮城拆去，并限周围的商号或迁移或拆除。
于是这一部分迁移的商人就组织了一个集资股东会，把拆房的材料运到天桥路西的空地上，陆续建成了七条小街。其中北面的五条小街是算命、医治牙齿、买卖旧衣和旧货的地方，南边的两条小街是酒店和小饭铺。
天桥，包括香厂的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虽然也出过不少有名的演员，但是天桥地区的剧场简陋，观众贫穷，演员也不整齐 (大部分是尚未学成的童伶，或是因年老、伤残、艺衰等原因在大栅栏等地混不下去的落伍演员)。由于这些原因，使这地区的演剧身价远远低于珠市口以北的剧场。
从民国元年以来，北京就有俗称"道儿北"与"道儿南"的两种剧场，"道儿北"是指珠市口大街及其以北的剧场，其身价高。而“道儿南”就专指天桥和香厂一带的剧场，身价低。
道儿北的演员，除去穷困潦倒到毫无出路的地步以外，绝对不去“道儿南”唱戏，而一旦到了道儿南，除去极少数年青演员以外，就再也没有回到道儿北的希望。
到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天桥还有七家剧场:在天桥路西约有吉祥舞台（不是内城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振仙舞台、魁华舞台、升平舞台，这都是由男性演员演出的剧场。马路西边由北向南的是歌舞台、艳舞台和乐舞台，这都是坤伶演戏的地方。
这时的芦席棚子大都换成了铅铁皮的屋顶。剧场门口虽然依旧简陋，但都漆得花花绿绿。因为四周居民用油灯，只有剧场用电灯，所以亮得格外耀眼，门口也总是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天桥的剧场和道儿北的剧场还有个特点，就是在戏园门口专门设人“吆喝”，“拉坐儿”。
因为这里的观众大多不识字，所以虽有朱漆水牌的广告，他们也看不懂，向他们宣传的最好办法，只有雇人在门口大声吆喝，把里面演什么，谁演，有何吸引人之处等，都吆喝，甚至是唱出来。更有甚者是负责吆喝的人还把观众向剧场内拉。
观众人场不买票，只在门口的钱板上放上应付的钱数就行。也有在剧场中“打钱”的 (即在演出中间收钱)。
1920年到1931年间天桥发生的三次大火以及1928年国府迁都后的萧条，都对天桥产生了影响。
据1930年2月《北平日报》的调查，天桥市场共有店铺及摊贩773户，其中包括了9个戏园、说书馆7个，游艺及杂耍摊6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