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观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
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
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
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
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
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
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
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
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
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
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
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
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
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
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
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
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
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
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
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
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
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
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
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
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
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
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
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
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
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
我无法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
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
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
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战争赢了，和平却没有
物理学家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极类似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最具威力的炸药——一种极强的破坏手段。
为对此有所补偿，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他为促进和平和实现和平设立了奖项。
今天，这些参与制造有史以来最可怕、最危险武器的物理学家们，也被同样的责任感折磨着。
我们帮助制造新式武器的目的，在于防止人类的敌人先制成它。倘若纳粹得到这样的武器的话，他们必会奴役世界，必会给世界带来不可设想的破坏。
我们把此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手上，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看成为全人类的受托人，看成和平与自由的战士。但至今为止，我们从未看到任何和平的保证。
战争是赢了，和平并没有。
战时联合起来的强国在和平解决问题时分道扬镳了。
世界曾得到摆脱恐惧的承诺，但战争结束后，恐惧却与日俱增；世界也曾得到免于匮乏的承诺，但在一部分人生活富足的同时，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面临着饥饿。
国家也同样得到了解放和正义的诺言，但我们已目睹，甚至正在目睹着“解放”部队向着谋求独立和社会平等的人们开火。
领土问题和权力之争，尽管已经过时，却依然压倒了共同的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请允许我详细阐述一个例子，它仅是普遍状况的一个症状而已。
这例子便是关于我自己的民族，犹太民族的。
只要纳粹的暴行仅仅是，或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漠然地观望着，有的甚至同公然犯罪的第三帝国政府达成条约和协议。
后来，当希特勒正要攻取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当麦达内克（Maidanek）和奥斯威辛落在同盟国手中，毒气室已为世界所知时，所有解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国犹太人的努力却落空了。
英国政府向犹太人移民关闭了巴勒斯坦之门，没有国家接纳那些被遗弃的人们，他们被抛进了像在被占领国的兄弟姐妹们一样灭亡的命运。
我们永不能忘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瑞士联邦这些小国的英雄行为，不能忘记欧洲被占领地区里竭尽全力保护犹太人的人们。
我们也忘不了苏联的人道主义态度，当纳粹部队挺进波兰时，她是强国中惟一为数十万的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国家。
但是，当所有这些不受阻止的一切发生之后，今天的状况又如何呢？在不考虑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欧洲领土正被瓜分。
与此同时，残余的仅有战前五分之一人口的欧洲犹太人，又被拒绝接近巴勒斯坦的避难所，又被抛进饥寒交迫的边缘并受到持续的敌视。
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或能够为其提供和平、安全生活的场所。
他们被冠以民主的原则禁止进入巴勒斯坦，而事实上是握着白皮书禁令的西方强国屈服于来自5个广阔而人口稀少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和压力。
英国外交大臣告诉可怜的一小部分欧洲犹太人，他们应留在欧洲，因为那里需要他们的智慧；在另一方面，他又建议他们不要试图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以免招致新的仇视和迫害。这真是最绝妙的嘲讽。
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其伟大奖项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自信、慷慨和兄弟情谊，能在一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的头脑中占据优势。
否则，人类文明便会毁灭无疑。
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
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的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
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个角落互通讯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
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而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
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能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地低下。
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1938年10月在纽约东北郊准备于1939年春季开幕的世界展会工地上把一些纪念品装在一只坚固的金属盒里，埋在地下，准备等到五千年后（公元6939年）让后代子孙把它掘出来打开。
爱因斯坦的这封信也封在里面。这封信最初发表在1938年9月台16日的《纽约时报》上。]
悼念玛丽·居里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
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
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
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
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晓的少见的严肃性。
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不回德国的声明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
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
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艺术家。
正像一个人受到压力时会得精神病一样，一个社会组织面临严重的难题时也同样会害病。不过，国家虽有困难，通常还是能继续存在下去。
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
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
在纪念的日子里，通常需要回顾一下过去，尤其是要怀念一下那些由于发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荣誉的人们。
这种对于我们先辈的纪念仪式确实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为这种对过去最美好事物的纪念，必定会鼓励今天善良的人们去勇敢奋斗。
但这种怀念应当由从小生长在这个国家并熟悉它的过去的人来做，而不应当把这种任务交给一个像吉卜赛人那样到处流浪并且从各式各样的国家里收集了他的经验的人。
这样，剩下来我能讲的就只能是超乎空间和时间条件的、但同教育事业的过去和将来都始终有关的一些问题。
进行这一尝试时，我不能以权威自居，特别是因为各时代的有才智的善良的人们都已讨论过教育这一问题，并且无疑已清楚地反复讲明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
在教育学领域中，我是个半外行，除了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以外，我的意见就没有别的基础。
那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而有胆量来发表这些意见呢？如果这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人们也许就因为这样一些考虑而不想讲话了。
但是对于能动的人类的事务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单靠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这种知识，就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它经常更新。
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随时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险。
为了使它永远照耀在阳光之下，必须不断地勤加拂拭和维护。
我就愿意为这工作而努力。
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一代的最重要机构。
同过去相比，在今天就更是这样。
由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承担者，已经削弱了。
因此比起以前来，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学校。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
它应当在青年人中发展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消灭个性，使个人变成仅仅是社会的工具，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
因为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这些人把为社会服务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问题。
就我所能作判断的范围来说，英国学校制度最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实现。
但是人们应当怎样来努力达到这种理想呢？是不是要用讲道理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完全不是。
言辞永远是空的，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多谈理想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人格绝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来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
初入学的儿童第一次学写字便是如此，大学毕业写博士论文也是如此，简单地默记一首诗，写一篇作文，解释和翻译一段课文，解一道数学题目，或在体育运动的实践中，也都是如此。
但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而反过来，计划的实现也使它增长和加强。这里有极大的差别，对学校的教育价值关系极大。
同样工作的动力，可以是恐怖和强制，追求威信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和好奇心，只是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
同一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教育影响可以有很大差别，这要看推动工作的主因究竟是对苦痛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快乐和满足的追求。
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没有影响。
我以为对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伤害了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的自信；它制造出的是顺从的人。
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常例。
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国家也都如此。要使学校不受到这种一切祸害中最坏的祸害的侵袭，那是比较简单的。
只允许教师使用尽可能少的强制手段，这样教师的德和才就将成为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源泉。
第二项动机是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些，是期望得到表扬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他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
但在这种复杂感情中，建设性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扬和赞许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学、伙伴们更高明、更强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产生极端自私的心理状态，而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
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注意防止为了引导学生努力工作而使用那种会造成个人好胜心的简单化的方法。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之间的这种破坏性经济竞争的必然性。
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
正像一个蚁垤里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竞争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人们必须防止把习惯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向青年人宣传。
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人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是从他的贡献来看，而不应当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在工作和工作的结果中的乐趣，以及对这些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
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引导出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富——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启发这种创造性的心理才能，当然不像使用强力或者唤起个人好胜心那样容易，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更有价值。
关键在发展于孩子们对游戏的天真爱好和获得他人赞许的天真愿望，引导他们为了社会的需要参与到重要的领域中去。
这种教育的主要基础是这样一种愿望，即希望得到有效的活动能力和人们的谢意。
如果学校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胜利完成了任务，它就会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学校规定的课业就会被他们当作礼物来领受。
我知道有些儿童就对在学时间比对假期还要喜爱。
这样一种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行成为一个艺术家。为了能在学校中养成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正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一个人永远健康一样，万应灵丹是不存在的。但是还有某些必要的条件是可以满足的。
首先，教师应当在这样的学校成长起来。其次，在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上，应当给教师很大的自由。因为强制和外界压力无疑也会扼杀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时所感到的乐趣。
如果你们一直在专心听我的想法，那么有件事或许你们会觉得奇怪。我详细讲到的是，我认为应当以什么精神教导青少年。但我既未讲到课程设置，也未讲到教学方法。
譬如说究竟应当以语文为主，还是以科学的专业教育为主？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照我看来，这都是次要的。
如果青年人通过体操和远足活动训练了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以后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脑力上的训练，以及智力和手艺方面技能的锻炼也类似这样。
因此，那个诙谐的人确实讲得很对，他这样来定义教育：“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就是这个原因，我对于遵守古典，文史教育制度的人同那些着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人之间的争论，一点也不急于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把学校看作应当直接传授专门知识和在以后的生活中直接用到的技能的那种观点。
生活的要求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用这样专门的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作为死的工具。
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
照我的见解，这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也是正确的，尽管它的学生所要从事的是完全确定的专业。
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
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就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其主要训练在于获得细节知识的人来，他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下，这里所讲的，虽然多少带有点绝对肯定的口气，其实，我并没有想要求它比个人的意见具有更多的意义。
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除了在他做学生和教师时积累起来的个人的经验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来做他的根据。（许良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