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这个概念在20世纪的全球化交往与和解的要求中成了普遍性概念。但是，它所包含的矛盾逻辑并没有被深刻反思。在揭示了宽恕概念的双重逻辑之后，德里达提出，宽恕不是交易，也不能限制在宽恕那些包含被宽恕可能性的过错和罪恶上。宽恕的真正含义是宽恕不可宽恕的。纯粹的宽恕是包含着差异的，也是有限的，它是做不可能做的事情。德里达对西方伦理和政治基本观念的解构，并非要放弃所有传统或提供一个绝对抽象的乌托邦，而是要使伦理和政治观念重新获得它们的现实能动性。
关键词：宽恕，解构，全球化，伦理，勒维纳斯。
“只要为一个目的服务，无论这个目的多么高尚多么精神化(赎救或救世，和解，拯救)，只要它旨在建立一种正常化(社会的，国家的，政治的，心理的)，那么，宽恕就不再纯粹，包括宽恕这一概念。宽恕不是，也不应该是正常的，标准的，规格化的。它本应该是异常的，奇特的，经得起不可能的……”
德里达把真正的宽恕看成是做不可能的事情，他针对的是那种算计的宽恕，挑战和尖锐批判的是假宽恕。这种挑战，就像在诘问，这是真正的宽恕吗？既然你“宽恕”，你能真的宽恕那不可宽恕的吗？你能真的不在算计的考虑上、不盗用“宽恕”之名进行纯粹的、宽宏大量、心胸大度的宽恕吗？这也就是在问，那些频繁发生的悔过、坦白、宽恕或道歉，貌似的高尚，真的够得上宽恕之名吗？算是宽恕吗？
犹太教、基督教原创思想和雅典的理性主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请求、拒绝给予宽恕的世界中。随着20世纪全球化的发展，针对这个世纪的战争罪行、种族迫害问题，普遍出现了呼唤民族和解的要求，宽恕概念变得全球化了。在德里达的眼中，当代政治、宗教和文化舞台上频繁上演的宽恕这一戏剧，滥用了悔过和宽恕，宽恕本身所包含的尖锐矛盾并没有被揭示出来。那种与交易的算计、最高权力对宽恕的滥用联系在一起的普遍化，不但放弃了真正的宽恕，以改善外交关系和市场环境为交换条件，以居高临下的绝对权力剥夺了牺牲者说话的权力，还在对过去的种种悼念仪式中，上演了宽恕本身的葬礼。德里达力求提供的是一个具有批判尺度的宽恕概念，尽管这个尺度带有一种纯粹的、乌托邦似的超越性。他从存在着绝对的不可宽恕出发，要回到纯粹的宽恕、真正的宽恕本身，拒绝那种失去了超越尺度的虚伪宽恕，并且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来考察欧洲文化传统中宽恕这个概念自我解构的逻辑，重新规定宽恕概念，以弥补欧洲文化中宽恕概念的缺陷，甚至弥补欧洲文化本身的不足。对他的这个出发点，我们没有什么怀疑和异议，我们也了解那些流行的宽恕中与真正宽恕的差距。然而，他那“宽恕不可宽恕的”概念毕竟有些让人震惊，令人不愉快，甚至显得悖谬。难道我们真的要无视历史中那些无辜者鲜血、那些罪恶的屠杀、对人类本身的毁灭行为来无限制的宽恕吗？我们能接受这样的宽恕吗？即使为了未来的和解和历史要继续下去，我们也难以接受这样的宽恕，因为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罪恶，我们难以宽恕那些惨绝人寰的恶行。这样一来，我们必然会怀疑对宽恕的解构式理解，怀疑解构的宽恕。甚至我们还要问，宽恕是纯粹的吗？它没有界限、没有限度，不需要补充吗？如果宽恕连不可宽恕的也宽恕，那这个宽恕还有什么意义呢？德里达对宽恕的解构能排除我们的疑问，或者把我们引向新的宽恕概念和伦理道德实践吗？
宽恕无疑与道德伦理实践有关，它是编织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原谅冒犯、过错等破坏我们相互友爱、信任、平等相处的关键之处。没有宽恕，也许我们会退回到“人与人永恒斗争”的状态上去。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能只研究道德伦理价值而不研究过错和灾难。道德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必须从过错和灾难开始。道德的学问不是说教，而是对苦难和不公正的批判和反思，是重新构造自我、交往、社会道德和公正。回忆、记忆、理性是人不可缺少的。尼采在道德系谱学中攻击了基督教和现代社会的平等、民主道德，说道德是生存斗争失败者、弱者的理性算计，是阴谋。我们可以想象，尼采的快乐的科学，没有历史的道德和价值是残酷的。那个英雄般的、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个人不可能普遍化，因为他不但会遇到弱者，失败者，而且迟早还会遇到与他自己一样的强者，他要退到狼与狼的关系中吗？宽恕无疑在人之间的冲突与和解上扮演了关键角色，诚如哈贝马斯在对实践的探讨中所强调的那样，集体意志和主体间性的问题绝非是个体意志的简单放大，对个体的生活历史和特殊生活形式必须进行反思，主体自由的思想与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要求必须在重新构造的主体上联系起来，以便克服追求自我成就和自我生活的视角与实用伦理和道德思索之间的冲突。“只有在与他人相互支援的共同生活中才能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ii]单纯的合目的技术理性、知识理性、神学化的思辨理性是不够的，它们遗忘了欧洲文化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原创思想，使理智知识力量和神秘思辨对实践直觉和苦难变的迟钝，只能导致排斥了差异的同一。